吴 莹 博 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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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莹，女，河南驻马店人，社会心理学博士，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与社会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领域：文化社会心理学、认同与群际关系、社会阶层与社会心态、精神病康复社会工作；张艳宁，男，山西忻州人，方正宽带网络服务有限公司，研究方向：社会分层与社会工作。
【摘要】本文从心理学、教育学及社会学的视角，对儿童玩耍进行探讨发现，玩耍虽是儿童个体活动的内容，却包含家长的养育理念，凸显阶层的区隔。本文对比了中产阶级父母及进城务工的农民工父母关于玩耍的家庭教育理念，发现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玩耍变成了协作式养育的重要部分，具有严格的规划性和规则感；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学习是家庭教育的焦点，升学是社会地位上升的重要方式，玩耍恰恰是被家庭教育所排斥的内容。从整个社会来看，改善单一评价体系，创设多主体参与和多元评价体系的环境，使玩耍成为促进儿童自由探索、社会参与及改善阶层间不平等的重要方式。
【关键词】玩耍；家庭教育；阶层不平等；协作式养育；多元评价体系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第61-68页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幼儿教育导读（教育科学）》2017年02期全文转载。
一、“玩耍”与系统化养育理念
玩耍与嬉戏是人类的天性，在玩耍和游戏中，幼童不仅可以习得未来生存的基本身体技能，例如肌肉与大脑的发育，还可以在玩耍和嬉戏中学习社会及群体需要的基本规则，获得社群身份及群体属性。[1]人类学家罗兰·凯洛斯认为人们使用玩具在玩耍中满足四种不同的需求：模仿、入迷、竞争和寻求机会。例如骑士木偶让孩子们模仿权力与成年人，棋盘游戏在教会个人竞争技巧的同时，又要求孩子们具有接受机会的概念，体验生活的不确定性。[2]儿童心理学家皮亚杰曾指出，婴儿在玩中学习技能，训练身体技巧，自18个月起开始在玩耍游戏中，假扮角色，演习成人社会中的规则，完成社会化的发育过程。[3]
然而，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社会分工越加精细，知识系统也越来越专业化，工作对个人技能的专业性要求也越高。这种社会的变迁带给教育理念的变化表现在人们对待玩耍及游戏的态度上：系统养育的理念使儿童童趣盎然的玩耍越来越人工化、系统化、刻意化、甚至产业化。相关研究发现，美国自20世纪60年代开始，中产阶级父母的育儿方式发生巨大变化，父母投入更多时间、精力和资本在孩子身上，各种散漫、自然、随意的玩耍开始被有组织、协作式的“玩耍”取代。例如放学回家后，社区中邻里伙伴的捉迷藏、过家家、跳房子、玩弹子的游戏被棒球赛、合唱团、夏令营所代替。[4]
当下，中国城市的中产阶层家庭中也上演着与上世纪美国家庭同样的故事，对中产阶级家庭来说，自幼儿园起，送孩子学钢琴、拉丁舞、围棋、画画、跆拳道各种兴趣班成为他们的选择，往昔幼儿园放学后在小区花园撒欢玩耍、结伴疯跑的动人场面已渐渐模糊。总之，儿童的玩耍和嬉戏，在当代社会中变成了有目的的、系统化培养、凸显特定养育理念的教育内容。
二、“玩耍”中的阶层分化
社会学家布迪厄等[5]指出，教育是阶层再生产的重要方式，因为教育可以培养人们形成不同的“惯习”，这套惯习将使人应对文化、社会和自我具有不同形式，从而带给个人不同的生存技能、社会关系、行为适应等文化资本。从这个角度上来看，当下系统化、协作式、有目的的玩耍教育也能体现阶层的分隔。
美国人类学家加里·克罗斯的《小玩意：玩具与美国人童年世界的变迁》一书，让我们看到“玩什么”中存在着阶层的区隔与阶层价值观的表达。该书通过对欧美几百年玩具发展的回顾，指出“玩什么”不仅体现了时代与社会的变迁，也同样反映不同阶层的消费能力及价值观念。例如16世纪贵族的玩具是高超手工艺人精雕细琢的木制玩具套装，穷人孩子以破布头、稻草填充的粗制娃娃为乐。19世纪末，益智玩具成了中产阶级标榜自我价值观的重要符号，“深深扎根在资产阶级的历史雄心和不断向上爬升的渴望中”，积木成为中产阶级儿童室里的必备品，男孩用木块来搭建“有用的”房子、教堂和桥梁，女孩在家长们订购的缝纫卡片中学习缝纫技术。动手做手工也是中产阶级家长为孩子们准备的玩耍形式，在其中，中产阶级父母传授学习成人社会、评估物品价值的技能。自1930年诞生的费雪品牌玩具和1954年诞生的乐高玩具，至今延续着中产阶级崇尚“实用”、“理性”，强调动手、益智功能，而不轻易屈从过度消费文化的价值倾向。[6]
安妮特·拉鲁[4]在《不平等的童年》一书中，对美国中产阶级和工人阶级家庭养育模式、养育文化及对待余暇玩耍的态度进行分析，发现“玩耍”教育背后存在的社会阶层区分。该书从人类学视角，参与观察了美国88个家庭，以其中12个9-10岁孩子家庭的个案为例写成。作者将观察对象的家庭分成中产阶级及工人阶级两类，并指出不同阶级的家庭教养文化是不同的：中产阶级的教养文化是父母系统规划、全面参与的协作培养（concerted cultivation），对孩子课余闲暇时间进行严密的规划，参加各种培训、比赛以及为进入成人社会而准备的活动，例如棒球赛、合唱团、辩论赛等；工人阶级的贫困家庭却恰恰相反，养育模式表现为成就自然成长（accomplishment of natural growth）的方式，因为父母要在维持生计上付出巨大精力，并没有时间也没有金钱让孩子参与有组织的活动。相反，孩子们生活闲散，课余时间往往靠看电视、与表亲玩耍来打发，当孩子们想在家长面前表演才艺的时候，家长显得并不重视。
安妮特·拉鲁也发现，不同养育文化与对待余暇玩耍的不同态度，让孩子具有完全迥异的不同能力，呈现出明显的阶层间差异。例如中产阶级家庭培养的孩子获得巨大词汇量、运用概念的能力以及娴熟的语言能力，这种能力强化其他方面的阅读技能，使得孩子们在与公共机构及权威交往时具备说理、谈判、与人协商的技巧优势；而贫困家庭的孩子缺乏协作培养，家长指令性与放任性的态度使孩子们缺乏与权威机构交流的经验。[4]
当下中国社会存在与美国社会同样的现象：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家庭对待孩子玩耍的态度差别迥异，在这有差别的态度背后隐藏的是不同阶层的教育价值观。本文选择两个有代表性的群体，城市中产阶级家庭与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家庭，来呈现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群体玩耍及家庭教育中存在的具体差异。关于城市中产阶级家庭的分析，本文从代表中产阶级教育理念的新媒体人及其倡导的网络行动案例入手分析；对城市农民工家庭的分析，本文通过对农民工家庭进行实地问卷调查、个案访谈并引用相关文献研究来进行。
三、透过“玩耍”分析阶层间家庭教育观的差异
（一）中国中产阶级家长关于“玩耍”的养育态度：以一个新媒体人的网络行动为例
1.活玩具：城市中产阶级父母的玩耍观念
一位童书出版人三川玲曾在《童书妈妈》公众号上发表过题名为《活玩具、死玩具，你给孩子什么样的玩具》的文章[1]。她提到：
那些高科技玩具，能发声、发光，还能跑、能飞，看似是“活玩具”，其实是“死玩具”；那些最简单的玩具，譬如皮球、积木，甚至不能被称为玩具的沙土、石子，看起来最为“死玩具”，恰恰是“活玩具”。三川玲这里所说的“死”和“活”，主要强调孩子玩玩具的次数以及玩玩具时的动作和反应。玩具买回来玩一两次，孩子再也不去碰它，这些玩具就已经“死”了，一些玩具，孩子经常都会去玩，次数特别多，它们就是“活玩具”。同时，玩某些玩具的时候，孩子的动作是僵化的，思维是呆滞的，所以这些玩具是“死玩具”。而那些诸如皮球积木的玩具，孩子可以拍它、捏它、摆它、塑它，它就会呈现千变万化的形态，此时，孩子的动作是灵活的，思想是最富于创意的，所以，这些玩具是“活玩具”。
三川玲的这篇文章很快受到广泛关注，其内容被国内各大网站纷纷转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分享、转载三川玲的教育理念。三川玲于2013年7月创建自己的公众号，第一天的订阅者便超过1000人，不到一个月订阅者就突破10000，而截至2014年5月，订阅者已经突破10万。她为妈妈们推荐优秀儿童绘本，探讨家庭教育得失，几乎每篇文章都在订阅者中引发强烈反响，《广州日报》将她定位为“最火的育儿公众号”。
该公众号平均每天收到600多条留言，其中包括300多位教育工作者，广大的受众更多则是受过高等教育、收入较高、有着共同养育理念的城市中产阶层女性。本研究也随机抽取了80位城市中产阶层女性，在被调查者中对三川玲微信号的关注率达85%以上。这里对中产阶级女性调查对象界定包括家庭收入较高、文化消费比重较大、个人受教育水平较高及从事社会声望较高的职业等方面。此外，三川玲还利用网络新媒体发动线上和线下的家庭教育经验分享行动，比如发动网友整理广州、上海、北京、成都、深圳等城市的“撒欢”地图，整理出大城市中有哪些绿地资源与公共空间适合孩子们在野外撒欢，体验户外的自然生活。这些地图又迅速在城市家长圈中流传，成为城市家长群中共享的家庭教育知识系统。总之，透过三川玲这一新媒体人倡导的系列网络行动，可以观察到当下城市中产阶级父母普遍分享的关于玩耍的态度及其中包含的家庭教育观念。
2.中产阶级父母“玩耍”背后的教育价值观
三川玲的文章及其受众群体的反响、参与和活跃，体现了城市中产阶级群体的家庭教育价值观。对玩具的解读、对玩耍行为及场地的选择、对阅读及家庭教育的讨论中无一不表达着中产阶级家长对玩耍的看法及诉求。本文将这一群体关于“玩耍”的价值观归纳为五个方面：第一，偏好“自然的”、“户外的”活动；第二，强调对孩子运动及动手能力的培养；第三，聚焦于对孩子创造力的培养，隔离商业文化、大众传媒对儿童生活的渗透；第四，强调亲子陪伴、父母在孩子教育上的时间投入，排斥纯粹经济、金钱的投入；第五，对孩子的玩耍具有高目的性、结构性的规划和安排。
在三川玲另一个寻找“活趣家庭”的活动中，三川玲公布了参与家庭需要满足“活趣家庭55条标准”，而这55条“活趣家庭”标准恰恰是城市中产阶级家长群体关于玩耍和家庭教育价值观的生动写照。在下面几条标准中，可以看出所谓“活趣家庭”是具有丰裕的家庭收入、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群体[2]：
“全家人都有护照（或台湾通行证、港澳通行证）”；
“爷爷奶奶外公外婆中，至少有一位玩微信或者微博”；
“爸爸有一套以上正装，穿起来的时候不让人想笑”；
“妈妈至少拥有这样两双鞋：一双是为了脚舒服，一双不仅舒服而且配衣服好看”。
而以下几条标准又能印证本文所归纳的城市中产阶级家长关于“玩耍”的家庭教育理念，包括重视培养动手能力，重视培养孩子运动能力；偏爱户外的活动，自然的、培养孩子创造性的玩耍方式；重视亲子间的陪伴，尤其是父亲对孩子的陪伴；排斥商业文化、电视及大众传媒对儿童的影响等。
“家长至少擅长一种运动”；
“全家起码有一个人动手能力强……最低限度，换灯泡不用叫物业”；
“买家具不使用安装服务，自己组装”；
“至少有一次露营的经历”；
“多去户外撒野，少去商场内的游乐场”；
“把软饮料、快餐归为垃圾食品”；
“基本不看电视，尤其是喜羊羊和巴啦啦”；
“喜欢玩沙土积木胜过电动玩具”；
“孩子衣柜里有不少于三套爸爸挑选购买的衣服”；
“全家起码有一个人会爬树”；
“全家起码有一个人在大海里撒过尿”；
“全家起码有一个人喜欢探索类纪录片”。
重要的是，从三川玲及其粉丝家长团的一系列线上和线下的家庭教育行动中凸显出对孩子玩耍活动进行的系统性、有目的的规划和安排。这一点和拉鲁[4]对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观察一致：在玩乐中为孩子进入成人社会做准备，培养其与成人社会交往、联结、协商的各种技巧，增强孩子与成人社会沟通、交流的经验和能力，呈现一种“协作化”培养的模式。虽然崇尚自然，但并非真正放任地、“自然”地玩耍。这是中产阶级家庭教育区别于底层家长群体的突出特点。
（二）城市农民工家长对玩耍的态度
为了与城市中产阶层家长进行对比，本研究选择了110位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家长，进行问卷调查，探讨城市农民工家长对待玩具、玩耍的态度及家庭教育理念。在本次调查回收的110份有效问卷中，农民工家长的年龄集中在20-40岁，接近八成的农民工家庭月收入水平在5000元以下；超过一半的调查对象的学历在初中或者初中以下，拥有大专以上学历者仅仅占2%。本次调查选取的农民工家庭样本比较能代表当下中国城市务工的农民工家庭。
1.农民工家庭对待玩具及玩耍的态度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有62%的调查对象表示不会有目的地为孩子购买玩具，仅仅有38%的农民工家长表示会在购买玩具前考虑能够给孩子成长带来什么影响，从而决定是否购买此种玩具。（见图1）
在本次问卷调查中，有接近一半的农民工家庭的孩子的玩具主要是以娱乐型玩具（例如机器人、玩具枪、玩具娃娃等等）为主，占49%；其次是体育类玩具，占26%；以益智型玩具（象棋、积木、拼图等等）为主的家庭占23%；其他类型玩具为主的家庭占2%（见图2）。由此看出，农民工家庭孩子玩具的种类以娱乐型玩具为主。
在玩具对孩子成长影响的认识上，有67%的农民工家长认为只有好好学习才是主要的，玩具对孩子的成长影响有限；有16%的农民工家长认为玩具一类的活动会对孩子的未来产生深远的影响；12%的农民工家长认为玩具是没什么作用的，只能用来哄孩子高兴，供孩子娱乐。
农民工家庭在选择“培养孩子的社会能力”这一选项中比例较低，仅为2%；而农民工家庭在对玩具的认识上，以及玩具对孩子以后成长的作用上，又普遍倾向于“学习才是正道”。产生这一问题的原因在于，农民工家长在家庭教育上推崇“学习至上”的原则，农民工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生存压力较大，这些导致他们特别信奉知识改变命运这一观念，正如相关研究[7]指出，青年农民工倾向于将管好孩子的学习作为家庭教育的头等大事。这就不难解释，农民工家庭在购买玩具时，会首先考虑“帮助和开发孩子的智力”，因为这一切都是为孩子的学习而服务的，他们渴望孩子能够从一切途径中获得各种支持（尤其是智力支持），从而提高孩子们的学习成绩。
2.农民工家庭关于玩耍的家庭教育理念
本研究在调查对象中挑选被试进行深入访谈。被访人李某，是一位27岁的女性，初中学历，有3岁多的儿子，丈夫在北京某工厂当电焊工人，月收入4000-5000元，自己在家带孩子。家中玩具大多是丈夫为孩子购买，主要以娱乐型玩具为主，有会唱歌的机器人、玩具枪、玩具车等。丈夫在为孩子买玩具时比较舍得花钱，曾花了400多块钱买了一架遥控直升机，在访谈中李某提到：
孩子现在还小，怎么玩都可以，孩子再长大点，要上学，就不能让他光想着玩了，要让他在上学前多认认字，学学简单的算术什么的。现在多学点，以后就能学得好一点，笨鸟先飞嘛。
孩子慢慢也长大了，比起玩具，我更喜欢给他买一些识字的卡片、一些书什么的。每次听到谁家的孩子几岁了，认识了多少字，会背多少诗，还有的认识了多少英文单词，我就羡慕。这样的孩子以后上学了，基础就会很好，将来在学习上就不会差了。
另一名男性被访人谭某，32岁，初中学历，有一11岁男孩，读小学四年级。现在夫妇二人在某省会城市打工，在该市城中村租住了一间20平米左右的房子，孩子跟随父母一起生活，在附近一所小学上学。谭某现在在一家政清洁公司做保洁工作，月收入2000多元，空闲时间会出去接一些搬家公司的活。谭某妻子在一家饭店做服务员，月收入1500元左右。家中玩具较少，有一些玩具枪、悠悠球等，主要以娱乐型玩具为主。父母几乎不为孩子购买玩具，大多为孩子用自己平时积攒的零花钱购买。访谈中谭某提到：
有挺长时间没有给孩子买过玩具玩了，不过现在他也长大了，没必要再玩玩具什么的了吧？他现在的学习成绩不是特别拔尖的那种，不能让他光想着玩。学好了会考虑的，也算是对他的奖励，但是买了之后也不能影响了学习，他要是因为这个再把成绩搞垮了，那是绝对不可以的。
我们两口都忙着出去挣钱，平时也没有太多的时间去管他，也就是晚上回到家的时候去督促他做作业、学习。这孩子挺贪玩的，我们当时把他带过来在这边上学，就是觉得这边的学校会比老家那边的学校条件好一点，我们在他身边，还能管管他，要放在老家，不一定玩成啥样呢！他将来考个好大学，找个好工作就够了。
对是否会带孩子出去旅游时，几位被访家长的回答是“等他考上大学了，啥都好说”；“没什么用，还不如在家看着他多做道题”。
对进城务工农民工家庭群体而言，群体内部在家庭经济收入、家长文化水平、家庭教育态度等方面都存在较大的差异性，而经济原因、家长文化水平及其教育价值观几个因素又会相互混杂，交互影响，反映在农民工的家庭教育及对孩子玩耍态度上。刘谦、冯跃和生龙曲珍[8]曾对北京市农民工随迁子女家庭教育进行教育人类学的田野观察，将农民工家长的教育态度分为三类：一是与学校教育目的一致的干预性教育行为，例如家长会把孩子的奖状贴到自己简陋的出租房中，家长遵守学校规定监督孩子学习等。二是失语或忽略式的非干预行为，这种状况产生与家长缺乏教育意识有关，也与家长由于经济限制无力干预有关。三是情境性教育行为，在这种家教方式中，农民工家长的观念、行为形成一种带有家庭文化色彩的独特教育情境，形塑孩子的教育、学习与玩耍。由此看来，在经济条件允许，注重教育的家长那里也有自己对孩子培养的规划，只是这种规划与协作培养不同于中产阶级家庭，这种规划更偏向于对孩子学习的重视，较少关注与重视玩耍中的能力培养。
事实上，对于农民工子女来说，家庭经济水平、日常生活空间的局促、家长时间与经济条件有限都是决定他们玩耍方式及家长如何对待玩耍的重要原因。这一判断在其他研究中也得到印证，在苍翠[9]的研究中曾对一个叫二宝的农民工子女的家庭教育环境进行观察，详细记录了打工子弟二宝的生活居住环境、课余玩耍环境、父母在家庭教育中的表现等过程：
……二宝家住在北京市西城区，从2008年的3月到7月一共搬了三次家。二宝家这次新搬的房子是妈妈摆摊的市场附近的一幢二层简易筒子楼。筒子楼前边是几间废弃的房子和一大片垃圾堆，对面是一个堆满了废品的收购站。二宝一家五口居住在只有10几平米的房间里，房间的墙和棚顶都不是砖砌的，冬天不能生炉子。孩子们经常冻得直流鼻涕，甚至感冒发烧。由于人口多，房间狭小，家里经常是电视声、妹妹的哭闹声以及大人的吵架声交织在一起，几乎没有一刻安静的时候。家里唯一的一张大桌子上面和下面都摆满了锅碗瓢盆，奶奶还要在上面做饭。所以，二宝没有可供学习之用的书桌和椅子，只能趴在床上或者柜子上写学前班里的作业，有时还把纸放在腿上写字或者把小凳子当桌子。
……二宝家里除了他在学前班发的教材以外，连一片多余的纸都找不到，可是就连这几本教材也被妹妹撕得没有皮儿了。二宝回家后除了看电视，就是和妹妹在床上打闹着玩。他和妹妹经常玩的玩具就是一塑料袋圆形卡片，有的是他自己买的，有的是他从别的小朋友那里赢来的。二宝和妹妹爱看的动画片，同时也是家里唯一有的动画片是《虹猫蓝兔七侠传》，这个动画片他们都不知道看了多少遍。二宝一边看，一边都能接着说出动画片里下面要讲的台词了。除了学前班组织的春游活动以外，妈妈和爸爸基本没有时间带他和妹妹出去玩。所以，尽管在北京生活多年，兄妹两个对北京城仍很陌生。对于他们来说，能出去吃一次麦当劳就像过节一样高兴。
……二宝和妈妈、爸爸在家的游戏活动很少。在将近一年的观察时间里，笔者看到的妈妈和孩子们唯一的一次游戏活动就是一次拼图活动，而且只持续了大约15分钟。在孩子拼错的时候，妈妈还会不时地骂孩子，而不是鼓励。有一次，笔者在音像店买了动画片《史瑞克》光碟送给孩子们，晚上妈妈和爸爸回来后，正赶上孩子们在看动画片《史瑞克》，妈妈和爸爸只是让孩子们谢谢我，而后就没有理会，更没有和孩子们一起坐下来看动画片。过了一会儿，妈妈要看的电视剧《乡村爱情》开始了，就强行要求孩子们把影碟机关掉。两个孩子不愿意，妈妈就呵斥着要揍孩子。
在现实中，大部分农民工家庭与二宝的家庭相似，父母时间和精力都用在应付生计上，没有时间也没有意识陪伴孩子，更谈不上类似中产阶级的协作式培养。多数农民工家长家庭教育的意识淡漠，较多家长认为孩子教育由学校完成。课余没有时间与精力对孩子进行玩耍的教育，较少给孩子购买图书玩具，更少带孩子出去玩、旅行，参观博物馆等。普遍来看，农民工子女课余生活比较贫乏，儿童的玩耍更多是靠电视打发，课余的精神生活非常单调。
总结起来，农民工家长对待孩子的玩耍态度有以下特点：
（1）经济水平的限制与时间、精力的缺乏是农民工家长忽略玩耍教育的重要原因。有研究者[10]认为，农民工家庭进入城市以后，家长整日忙于工作赚钱，较少将余暇用于孩子教育，家庭教育功能被直接削弱，对待孩子学习发展的精力和时间难以保证。缺乏亲子活动沟通，使得农民工家庭的孩子从小失去动手操作玩具、阅读图书、接触外界和开拓眼界的机会。
（2）忽略玩耍的教育意义，将学习等“智力教育”作为家庭教育的主要目标，把玩耍等同于浪费时间、耽搁学习的活动。对农民工家长而言，升学是孩子出人头地的重要出路，是改变阶层地位、完成社会地位上升的关键途径，从而片面地看重学习成绩，忽视孩子在其他领域的兴趣爱好以及天赋特长。有研究[11]发现，城乡家庭教育在教育目的、期望与内容方面存在一定差异：城市家长希望把“子女培养成既有自己的个性，又能很好地适应社会”的比例高出农村家长35个百分点；城市家长更加注重培养孩子适应社会的综合能力，农村家长更多希望孩子将来能够上大学。
（3）忽略玩耍中的亲子沟通、互动与陪伴。从上面调查看来，农民工家庭中“放养”是主要的养育模式，在这种模式中，玩耍通常是让孩子自己完成的事情，家长并不需要较多的关注与参与，家长关注得更多的是孩子学习成绩的提升。有研究者认为，农民工家长由于知识水平较低，主观上把教育的责任直接推给学校，对待子女表现出重养轻教、重智轻德、重身体轻心理、重学习轻游戏等。[12]
四、弱化家庭教育中阶层区隔：
建构“多主体参与”和“多元评价体系”的社会语境
儿童心理学家艾莉森·高普尼克（Alison Gopnik）认为，玩耍中具有的明显特征在于对未知环境的探索，根据情况不断提出假设，想象新的可能性；玩耍区别于成人旨在节省时间、少犯错误、对已知环境的利用。[13]然而，以上研究发现，在当下社会，玩耍不再是对未知环境、事物随心所欲、天真烂漫地探索，而成为家庭教育中被规划的内容。在中产阶级家庭中，玩耍变成了协作式养育的重要部分，具有严格的规划性和规则感，整体来看，呈现标准化、系统性和一致性特征。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学习是家庭教育的焦点，是改变生活状况与社会经济状况的重要方式，玩耍恰恰是被家庭教育所排斥的内容。
比较两个不同阶层群体的父母玩耍观念，发现存在不同的家庭教育理念：对于中产阶级家庭来看，全面发展、家长协作、注重从多方面培养孩子的能力是家庭教育的重要目标，但是对于农民工家庭来说，由于时间、精力和经济条件的限制，父母家庭教育的焦点主要集中对学业成绩的关注，期待升学成为重要的社会上升途径。在这种情况下，建构“多主体参与”的教育体系、营造“多元评价体系”的环境，是弱化家庭教育中阶层不平等的两种可操作性方式。
根据以上分析发现，弱化家庭教育中的阶层不平等并不仅仅是农民工家长自己的事情，需要多方力量多个主体参与协作才能完成，家庭教育的主体应该是一个包括家庭、学校、社区、政府及社会力量共同组成的整体，单靠哪一方的力量都不足以从根本上改善（如图3）。
（一）从家庭的角度来说，改善农民工父母的教育观念，使之意识到家庭教育不能单靠学校完成，需要家长配合学校教育目标共同执行，另一方面，通过宣传等方式让农民工父母了解学习成绩与升学并非教育的唯一目标，重视儿童能力发展也是需要考虑的重要方面。
（二）从政府的角度来讲，学前教育义务化制度是缩短农民工家庭儿童与城市儿童各方面差距、解决农民工家庭因经济问题无法重视儿童教育的重要方式。事实上，从20世纪末开始，很多国家已经开始这样的尝试，采用立法的手段确立学前教育义务化的制度，将义务教育下延，促使社会处境不利儿童与其他儿童站在同一起点上。[10]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曾提倡弱势补偿实现教育公平，通过发放教育券的方式，使农民工家长可以摆脱经济及地域的限制，帮助幼年子女接受教育。
（三）从学校方面，政府应该加大对学前教育机构的投入及服务，为学前教育机构的创办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帮助学前教育机构不断完善教学管理，提高教师的业务水平，改善办学条件，敦促学校为农民工子女入园入学创设优惠条件。
（四）从社区的层面，应该设立与农民工家庭教育有关的活动中心，为农民工家长提供与子女教育相关的培训，帮助家长解决家庭教育中的问题。这其中政府应投入资金，敦促社区与农民工子女所在幼儿园、学前班合作，设置相关部门和专职人员，对农民工进行帮助。
（五）最后，应该吸纳社会力量参与其中，为农民工家庭教育提供智力、物质及精神的资助。事实上，目前国内相关NGO已经开始了针对儿童、青少年多种能力发展的项目实践，例如加拿大儿童公益组织RIGHT TO PLAY（落地中国后称为“北京儿童乐益会”），曾使用游戏、运动、玩耍等活动促进儿童社会融入能力、为弱势群体儿童青少年赋权。其中两个项目“边玩边学课程”、“健康快乐儿童课程”正是通过玩耍与游戏的方式，帮助儿童提升社会融入能力。[3]
总之，玩耍虽是儿童个体活动的内容，却包含着家长的养育理念，其中能够折射出社会与时代的变迁，亦能凸显出阶层的区隔。从整个社会来看，构建“多主体参与”的机制，创设出“多元评价体系”的语境，改善单一的以学业成绩为标准的评价体系，使玩耍成为促进儿童自由探索、社会参与及改善阶层间不平等的重要方式。社会心理学的研究表明，[14]设置“多元评价体系”的情境会使农民工子女对学校认同、学业认同、改善“打工子弟”群体刻板印象的污名意识方面均能得到改善，而在单一的学业评价体系语境中上述三方面的改善并不明显。这里的多元评价体系包括社交能力、动手能力、文体特长、道德品行等方面。农民工的家庭教育焦点较多集中在对孩子的学业培养，因为学业是提升社会阶层的重要上升途径，然而，学业却是农民工子女认为与城市儿童存在差异、自我污名化的主要内容。因而，改善这种强调学业的教育评价语境是打破阶层区隔的重要途径。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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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三川玲：《活玩具、死玩具，你给孩子玩什么玩具？》https://kids.163.com/13/1126/18/9EKI40P700294M60.html，浏览日期：2015-09-22。
[2]三川玲：《寻找中国活趣之家》，https://kids.163.com/14/0317/15/9NI2GAMU00294M60.html浏览日期：2015-09-22。
[3]北京儿童乐益会网站主页.https://www.righttoplaychina.org/index.php/zh/，浏览日期，2015-09-21。
【来源】《民族教育研究》2016年第5期第61-68页丨中国人民大学报刊复印资料《幼儿教育导读（教育科学）》2017年02期全文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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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01761】人类学乾坤丨2017年推文·第二季目录
[3]【201791】人类学乾坤丨2017年推文·第三季目录
[4]【201792·人类学】中国人类学高级论坛丨生态宣言：走向生态文明
[5]【201793·人类学】徐新建教授新著《多民族国家的文学与文化》导言
[6]【201794·人类学】青年学者专辑丨马健：论文化权
[7]【201795·教育人类学】欧阳护华：《教学法改革中的组织文化与教师身份重构：人类学视野下中国教师发展的本土路径探索》
[8]【201796·民族音乐学】赵书峰：瑶族婚俗仪式音乐的历史与变迁
[9]【201797·学术资讯】“音乐与认同——民族音乐学与人类学的跨学科对话”学术研讨会·会议通知
[10]【201798·人类学】[法]郭德烈著，陈晋编译丨人类学：一门拥有未来的社会科学
[11]【201799·人类学】赵旭东：中国民族研究的困境及其范式转换——基于文化转型语境
[12]【2017100·人类学】李亦园：《知识分子、通识教育与人类前途》
[13]【2017101·教育人类学】桑国元，王文娟：《文化人类学视野中的教师研究：以一项师生互动研究为例》
[14]【2017102·历史人类学】刘志伟：天地所以隔外内——王朝体系下的南岭文化
[15]【2017103·书海悦读】郭志超：《畲族乡村研究出新作：迈向人民的人类学》
[16]【2017104·书海悦读】郭志超：历史人类学视野的畲族村落经济变迁研究——评王逍的《走向市场：一个浙南畲族村落的经济变迁图像》
[17]【2017105·人类学】[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族群与边界（上）
[18]【2017106·人类学】[挪威]弗里德里克·巴斯著,高崇译：族群与边界（下）
[19]【2017107·人类学访谈】徐杰舜/问，黄淑娉/答丨走向深处：中国人类学中国研究的态势
[20]【2017108·人类学】南鸿雁：《草原牧者：边缘地带上的天主教会》
[21]【2017109·教育人类学】宋萑，周深几：教育实习中师范生身份认同困境的人类学考察——一位新疆师范生的个案研究
[22]【2017110·人类学】黄剑波，刘琪：私人生活、公共空间与信仰实践——以云南福贡基督教会为中心的考察
[23]【2017111·学术资讯】中国教育人类学学会第三届年会·邀请函
[24]【2017112·学术资讯】包容发展的人类学·2017年中国人类学学会学术年会·邀请函
[25]【2017113·旅游人类学】彭兆荣：《旅游人类学：“临时共同体”的民族志关照》
[26]【2017114·旅游人类学】徐新建：旅游已是一种朝圣
[27]【2017115·旅游人类学】邓启耀：之于“学术”(旅游人类学)的感性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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