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社会与弄潮儿的命运
郑连根
一个社会经历转型，总会有新生力量涌现出来。这些新生力量往往会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参与到社会变革的大潮之中，他们中的一些人会因此成为弄潮儿。可是，历史在演进的过程中，不仅会淘汰落伍者，也会让弄潮儿中的一部分人付出惨重代价。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就产生过很多弄潮儿，他们或是当年红遍大江南北的歌星，或是名登财富榜上的富翁，或是叱咤风云、呼风唤雨的高官，但经过时间的大潮淘洗之后，其中不少人境遇凄凉，有的甚至身败名裂、身陷囹圄。
凤凰卫视著名主持人窦文涛曾在节目中感慨，中国的社会不够理性，不够宽容，很多富有才华的人物，就因为某些意外事件便销声匿迹了。窦文涛的看法诚然没错。就单体来看，人的命运充满了诸多偶尔因素，有很多不确定性，但若就宏观来看，弄潮儿的不同命运又带有“命自我立”的成分。在不规范的社会转型期“出道”，弄潮儿们本来就要面对诸多诱惑，需要随时做出正确的取舍，而这显然不是每个弄潮儿都拥有的本事。所以，其中有一部分人“出事”，实属必然。转型社会的特点就在于，它表面上看起来机会多多，百无禁忌，可实际上却是潜流暗涌，陷阱不断。转型社会充满不确定性，变化快，机遇多，相应的，风险也就多。转型社会看似“礼崩乐坏”，很多人都没什么道德底线，不守规矩，但若有人赶上“点儿背”，就会恰好撞到了枪口上。这时喊怨是没有用的，只能承认自己修身不谨，或者自认倒霉。
中国历史上大的转型社会并不是很多。鸦片战争之后，中国从专制帝国向现代国家转变，这算是最大的一次社会转型，这次转型到今天还没有最终完成。在此之前，春秋战国时期是另一次规模巨大的社会转型。当时，中国社会是从血缘宗法体制向专制帝国体制转化，这一过程历经春秋、战国，直到秦汉才最终完成，历时四五百年。
春秋战国时期的社会转型对中国历史和文化影响深远，其中一点便是催生了“士”这个特殊的阶层。春秋战国时代是中国思想的黄金时代，后人广泛称誉的那些思想家，绝大多数都属于“士”这个阶层。可以说，“士”就是当年的知识分子和意见领袖，他们中很多人的思想见解不仅影响了当时的诸侯国决策层，而且还深刻地影响了中国后来的文化走向。
在春秋战国时期，“士”是伴随着周朝的血缘宗法体系的崩溃而崛起的。宗法体系崩溃之后，社会的开放性和流动性空前增加，士人的流动也因此变得异常频繁。这时，“士”的阶层中既有没落的贵族子弟，也有掌握了文化知识的平民，甚至是奴隶。士人有文化而无“恒产”，他们不受身份限制，靠自己习得的知识技能谋生。
在一个旧的秩序已经解体、新秩序尚未确立的时代，士人拥有了极大的历史机遇，于是，他们乘势而起，成了时代变革的参与者。他们在各国诸侯之间自由“跳槽”，或传播思想文化，或推销自己的治国主张，或谋求个人富贵，成了那个时代最活跃、最生动的群体。但是，具体士人的命运却各不相同。概括地说，士人的历史命运有两类，一类是孔子、老子型的，他们或被动或主动地疏离政治，在政治舞台上极少有施展才华的机会，但他们在文化思想领域做出了重要贡献；还有一类是商鞅、李斯型的，他们一度成为叱咤风云的政坛人物，大权在握，呼风唤雨，建立了显赫功业，但最后多以悲惨命运结局（商鞅被车裂、李斯“具五刑，腰斩咸阳市”）。从微观看，春秋时期某个士人的命运确实具有极大的偶然性，但若从宏观的角度考察则又发现，士人的命运其实是与他们的精神文化诉求密切相关的。儒家、道家、墨家人物虽然生前恓恓惶惶、颠沛流离，但他们大多长寿且善终（孔子、孟子、老子、庄子、墨子都是如此）。法家、兵家人物则大多不得善终。法家人物的命运多可用“作法自弊”概括，兵家人物的命运则容易让人发出“兔死狗烹”的慨叹。这是偶然的吗？恐怕不是。
再追问下去，靠知识技能谋生的士人在春秋战国时期的人生选择大体也有两种，一种是坚守底线，始终捍卫精神独立，不肯出卖自己的文化理想的，对于这类士人，孟子将他们的品格概括为“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称赞他们是“大丈夫”。另一类士人也学习文化，但他们学习文化的目的不是为了文化理想，而是为了满足个人野心欲望。文化在他们那里是带有强烈的工具性的。既然是工具，那么哪个好用就用哪个。如此一来，文化也就成了某些士人谋求富贵的手段。
为了说明士人两类不同的人生选择，我们可以举商鞅、孟子的例子来说明。商鞅游说秦孝公，最先“说公以帝道”，劝说秦孝公向尧舜禹学习，但“孝公时时睡，弗听”。接着又“说公以王道”，“未中旨”，仍然不合秦孝公的心意。最后，商鞅“说公以霸道”，结果秦孝公“大悦”，商鞅亦得到了重用。商鞅自己也知道，他在秦国实施的这套“强国之术”“难以比德于殷、周矣”，但好不容易遇到了买家，商鞅宁肯打折也得把自己卖出去。于是，他便把自己和秦国这辆战车绑在了一起，以激烈而霸道的方式推行变法，最后，他这个秦国变法的设计者和执行者也成了变法的牺牲品。
与商鞅将主张“打折卖”的做法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孟子。孟子也向战国时期的诸侯推销“仁政”，诸侯不接受他的“仁政”，他就毅然决然地离开，在原则问题上坚决“不打折”。他的弟子公孙丑很不解，就对他说：“道则高矣，美矣，宜若登天然，似不可及也，何不使彼为可几及而日孳孳也?”公孙丑的意思是，您的思想主张是很高很好，可是它太高了，像登天一样高不可攀。为什么不降低一下标准，使其成为可以攀及的呢？这样也好叫人每天都去孜孜不倦地追求呀。
孟子回答：“大匠不为拙工改废绳墨，羿不为拙射变其彀率。君子引而不发，跃如也。中道而立，能者从之。”意思是说，高明的工匠不会因为工人技术拙劣就废弃规矩，神射手羿也不会因为学射者表现差劲就改变拉弓的标准。君子教导人就像射箭一样，张满了弓而不发箭，做出跃跃欲试的样子，自己恰到好处地做出了样子，有能力学习的人自会追随。”正因为不肯降低标准，所以孟子像当年的孔子一样，也没能把“仁政”的主张推销出去。
就推销“仁政”主张这件事来说，孔子和孟子在现世都失败了。可若就坚守思想独立性而言，他们又都是成功者。与之相比，商鞅恰好相反，他成功地把自己推销了出去，得到了施展才华、建功立业的机会，可是，他也因此失去了人格独立和精神自由。
当士人无法捍卫精神天空的纯洁性和超越性，而只是把文化作为一种工具的时候，那么，士人自己也会降格为工具之一种。这不也是一种悲剧吗？当文化理想与现世功业发生冲突之际，我们到底该如何取舍？这对今人来说依然是一个颇具挑战的问题。春秋战国时期的不同士人其实已经用他们各自的选择和其后的命运对此做出了一份答卷。
在春秋战国那次大的社会转型期，有些士人肩负高远的文化使命，守住了人格独立和思想自由的底线，也有些人在各种诱惑面前，放弃了人生底线和文化理想。这些能在历史上留下名字的士人都曾是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每个人的命运说到底还是由他们各自的选择决定。
以古喻今，当代弄潮儿的各自命运，是不是也与他们个人的选择密切相关呢？古人说：“不怨天，不尤人。”这话的深意就是叫每个人都要为自己的选择负责，对自己的命运负责。
怎么负责？曾子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这话绝不仅仅只是一种普通的口号，而是对士人文化使命的精准概括。继承和传播先进的文化思想，一直就是士人（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责任，如果放弃了这种责任，那么，士人就会堕落为匠人，严重者甚至会堕落为小人、恶人。孔子叮嘱子夏：“汝为君子儒，勿为小人儒。”说的也是这个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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