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号名称】“胜利”行动
【英文名称】Operation Victory
【发起者】美国中央情报局计划处西半球科科长威斯纳
【行动时间】1952年5月
【目的】推翻危地马拉的民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政府
危地马拉主要经济作物——香蕉的出口
【背景】
二战结束，冷战开启。
基于意识形态的较量实际并不比热战文明到哪里——颠覆，甚至武力推翻敌对阵营的国家政权，是美苏都比较热衷的，因为事关最高国家利益。这绝非小事。
比如“历史脉动”本次的“胜利”行动，就是美国针对加勒比地区撮尔小国危地马拉的暴力军事行动，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
在“胜利”行动之前，美国人也曾经组织了一次小规模的叛乱——“幸运”行动（“历史脉动”将在后续推出）。时任中央情报局局长史密斯命令计划处西半球科科长J·C·金上校相信中央情报局在执行秘密行动时应借助军事力量。他上任后，在佛罗里达州迈阿密郊外的奥帕洛卡建立了“幸运”行动的指挥部，大约有100名特工人员参加。金上校首先在距离危地马拉城不远的省会萨拉马市组建了一支200人的叛军队伍。然而，这支杂牌军在与政府军的一次短兵相接中，全军覆没。为此，金上校被免去领导危地马拉秘密行动的职务，改由计划处长威斯纳担任指挥。
美国引发的骚乱
上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华沙条约组织的建立与朝鲜战争的爆发，令华盛顿对所谓“共产主义威胁”神经过敏，被其视为“后院”的拉美更是防范重点。来自CIA的解密档案显示，早在1951年，该局便怀疑阿本斯有“共产党倾向”，给出的理由不少但缺乏足够说服力，譬如，阿本斯出席过由左派人士召开的、反对美国入侵朝鲜的集会，并高喊“美国佬滚出朝鲜”；又如，1953年，危地马拉曾派代表团参加在北京举行的世界和平大会……
阿本斯的另一条“罪状”，是承认共产党的合法存在。1952年，危地马拉共产党改组为劳动党，在国会中占有4席（总共58席），党员最多时约3000人，参政态度积极。经过中情局遴选的类似消息，源源不断地汇集到华盛顿决策层的办公室内。美国政府逐渐开始相信，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的威胁迫在眉睫，有必要以更强硬的措施回应。
他派自己的助手特雷西·巴恩斯协调各方面工作，并调中情局朝鲜站站长艾伯特·哈尼上校担任“前沿指挥”。哈尼是个反情报专家，在朝鲜战争期间，他在指挥准军事行动和突击行动方面已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而金上校还在对于自己被解职一事一直闷闷不乐，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委屈，于是他千方百计向威斯纳、巴恩斯、哈尼等人诉说，他的方案是最佳方案，只有同美国联合果品公司合作，取得危地马拉军队的支持，才能推翻阿本斯政府。金上校语气尖锐地对哈尼说：“如果你们认为避开联合果品公司也会成功的话，那简直是白痴的想法。”他还要求威斯纳对危地马拉军队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援助，这样，军队就会主动站出来，推翻现政府。
危地马拉总统哈科沃·阿本斯·古斯曼
威斯纳似乎有所领悟。在分析了金失败的教训后，决定采用舆论宣传、破坏行动和派遣突击队员进行骚扰等综合方法来推翻阿本斯政府。威斯纳把这次行动称为“胜利”行动。他把计划汇报给局长杜勒斯，杜勒斯听后也觉得金讲的在理，可以作为参考，便去找国务卿商量。经过一番密谋后，杜勒斯兄弟俩定下了最后的行动方案。
1953年8月，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会议上，旨在推翻阿本斯政权的绝密计划——“胜利”行动正式出炉，时任中情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国务卿杜勒斯的亲弟弟）列席。计划拟定之初，中情局对通过暗杀、贿赂、策反等手段达成目标的可行性逐一做了分析，最后还是选择了最稳妥的“代理人战争”方案。被他们推到前台的执行者名叫卡洛斯·卡斯蒂略·阿玛斯，是名叛逃国外的危地马拉前军官，也是“联合果品公司”曾经的雇员。
次日，杜勒斯在乔治城的家中举行鸡尾酒会，款待一些主要的下属人员。会上，他把和国务卿定下的方案告诉了各位：按原计划进行。这时，房间里的气氛变得非常热烈。
“上校，”杜勒斯问哈尼，“你认为能取得成功吗？”
“是的，局长，有你的帮助，我们一定能取得胜利。”哈尼信心十足地回答。
杜勒斯高兴地咧着嘴笑了，他拍了拍哈尼的肩膀说：“好好干吧，小伙子，你的前面已经是绿灯了。”
这时，被冷落在一旁的金上校，一言不发地走出了房间……
暴乱的下一步经常就是战争
【行动经过】
“胜利”行动的准备工作正紧锣密鼓地进行着，中央情报局花费了大约2000万美元，组织了一支游击武装和一支空军力量，并物色了前危地马拉军人卡斯蒂略·阿马斯上校来充当推翻阿本斯政府的先锋。
中情局还设立了秘密广播电台“解放之声”（于1954年5月1日正式播音，因为劳动节那天能保证有广大的听众）。“解放之声”以“工作、面包和祖国”为口号进行煽动。播音员宣称他们是从危地马拉国内播音（其实是在国外），他们假装遭到政府的“袭击”，宣称第二天再从另一个新地方重新播音，从而“证明”阿本斯的无能。
“解放之声”煞有介事的宣传，欺骗了不少外国新闻媒介，甚至《纽约时报》和《生活》杂志的记者都把它作为消息来源加以引用。中情局策划和实施向危地马拉空投传单，诬蔑阿本斯政府将祖国出卖给共产党分子。
中情局还通过纽约的红衣主教斯佩尔曼与危地马拉神职人员秘密联系，于是每逢周日就出现大量反对阿本斯的所谓“致教友的公开信”。危地马拉军队中那些不相信阿本斯是共产党人的军官都通过直接贿赂被收买了。
1954年5月13日，中情局接到报告，有一艘瑞典的“阿尔夫”号货船载有15424箱捷克的武器弹药停泊在危地马拉东岸的巴里奥港。这一情况华盛顿大为震惊，艾森豪威尔取消了原来对“胜利”行动的最后几点限制，决定放手让中情局自行其事。
约翰·杜勒斯在公布“阿尔夫”号运输军火一事的记者招待会上明确表示：“即使联合果品公司一案已经解决，即使他们付给每个香蕉一块金币，但就共产主义在危地马拉渗透的现实而言，问题仍如今天一样未得到解决。这才是问题的所在。”
根据艾森豪威尔的命令，美国海军封锁了危地马拉，中情局飞行员驾驶的轰炸机也参加了对危地马拉的空袭。
6月19日，《纽约时报》的通栏标题声称：“危地马拉发生起义；陆、海、空大入侵开始；起义遍及主要城市。”
实际情况被夸大了许多。真相是，阿马斯由150人组成的“突击队”于6月18日越过洪都拉斯边界，深入到危地马拉境内6英里，在布莱克克赖斯的教堂安营扎寨，等待阿本斯政权的垮台。当时的美国驻危地马拉大使普里京以及一些中情局特工人员则在首都策划军队发动政变。
中情局的战略建立在恐吓的基础上。
在奥帕洛卡受训的特工人员对危地马拉的电台通讯进行了干扰，所以危地马拉市的居民很少有人知道“前线”发生的事情。有关政府军惨败和起义部队好几个精锐师马上到达的谣言四处传播。
实际上，在整个叛乱期间，危地马拉军队一直安然呆在军营里。
为了阻止“解放之声”播音，阿本斯在首都和其他大城市实行了灯火管制，切断家庭用电。
这一行动更加剧了紧张气氛。
在这种形势下，中情局雇佣的飞机在危地马拉上空低飞盘旋，经常仍下几颗炸弹或集束手榴弹。人们将这种扰乱政府和市民心理的轰炸称作“黑色倾泻剂”。“解放之声”大肆宣扬有关苏联飞行员驾机叛逃到西方的报道，增加气氛。
当一名危地马拉飞行员也逃跑后，中情局的特工人员试图让他公开呼吁其他飞行员也效法他的行动，但他拒绝了。于是，中情局特工将他灌醉，然后再说服他作一次“假想的”呼吁。他的讲话被秘密录制下来，经过剪接后由“解放之声”圆满地播放了。这样一来，阿本斯担心其他飞行员也要驾机叛逃，干脆停止了所有飞机的起飞。
中情局的威吓手法迫使阿本斯放弃了空军，使本来就十分弱小的军事力量，更加孤立，处于坐以待毙的境地。
虽然阿本斯没有了空军，但他的高射炮部队仍能发挥一些阻击作用。
6月22日，艾伦·杜勒斯向艾森豪威尔汇报——阿马斯用来发动“入侵”的3架轰炸机现在只剩1架了。
《时报》在持续用大号标题报道危地马拉起义一周之后，也对此失去了兴趣：
农民们并没有揭竿而起，集合到阿马斯的麾下，军队仍然驻守在军营里，“起义”部队则在教堂里“枕戈待旦”；
如果这场行动得不到美国支持的话，极可能因厌倦情绪的蔓延而很快失败。
密切注视着危地马拉事态发展的艾森豪威尔，在当天下午立即召集杜勒斯兄弟和负责美洲事务的国务卿助理亨利·霍兰来白宫商量对策。艾伦·杜勒斯介绍说，尼加拉瓜的索摩查曾提出，愿意支援阿马斯两架P—51型战斗轰炸机，条件是美国必须再补偿他们。
对“胜利”计划一无所知的霍兰认为，美国不应该插手危地马拉事务，他劝说总统：“要是我们的行动被外界知道，拉美其他国家会把我们向阿马斯提供飞机看作是美国对危地马拉内政的粗暴干涉”。霍兰的观点当即遭到总统的否定。
艾森豪威尔转身问杜勒斯：“你估计阿马斯要是没有飞机，成功的可能性大吗？”
“几乎是零。”杜勒斯脱口而出。
“要是我们支援他飞机呢？”
“这便增加了20％成功的可能。”杜勒斯回答。
在白宫会议结束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杜勒斯说：“艾伦，你的20％这一数字太有说服力了……要是你刚才回答我说有90％的可能性，或许我更难下这个决心。”
杜勒斯恢谐地说：“总统先生，当我看到亨利挟着3部法律全书走进你的办公室时，我就知道他的案子又失败了。”
就这样，白宫决定向阿马斯支援飞机，还责成中情局特工戴维?菲利普斯加强“解放之声”秘密电台的宣传攻势，以便从心理上加速瓦解阿本斯政府军的斗志。
于是，叛乱分子又恢复了轰炸。
在内外夹击下，几天后，阿本斯政府土崩瓦解。6月25日，阿本斯跑到墨西哥大使馆避难，两天后他就宣布下台了。瘦狗模样的阿马斯腰挎左轮手枪、得意洋洋地进入危地马拉城，在美国的支持下成立了军人独裁政权（也正是这个阿马斯，不过半年即死于中情局策划的一次暗杀行动中，具体行动代号不详，欢迎知情的朋友共享信息）。
阿马斯得意洋洋地成立了军人独裁政权
【后续】
1、1954年6月27日，阿本斯黯然辞职，走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直到1971年于墨西哥去世，他未能踏足家乡的土地。获悉阿本斯下台，中情局立刻出动运输机，将阿玛斯和他那支不过几百人的杂牌武装空降到危地马拉城外。叛军组织了一支乐队吹拉弹唱，为这场兵不血刃的胜利助威。
2、消息传到华盛顿，那些心情焦的、期盼成功的要人们欢呼雀跃。国务卿杜勒斯更是盾飞色舞，连声叫好。艾森豪威尔要中情局尽快把“胜利”行动的全部情况向白宫汇报，杜勒斯局长高兴地点了点头。
回到中情局后，杜勒斯兴奋地对手下人员说：“诸位，我们明天上午要到白宫去向总统汇报‘胜利’行动的情况，今天我们先预演一下吧！”那天晚上，暑气熏蒸，几名中情局高级官员围坐在杜勒斯家后花园的一张石台旁，喝着冰镇汽水，听着布雷登讲述着“胜利”的经过。
还没等他讲完，杜勒斯忍不住叫了起来：“我还从没有听到过这样罗哩罗嗦的废话。”说完，他转身对负责“自由之声”电台的菲利普斯说：“大家都说你的笔头功夫不错，你为布雷登重新写一份讲稿吧。”
翌日清晨，杜勒斯带着几名中情局人员来到白宫东侧的影院内，过了一会儿，总统、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国务卿、司法部长以及白宫班子的二十几名高级官员陆续走进影院。影院的灯光渐渐暗了下来，随着前面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个又一个镜头，布雷登滔滔不绝地讲述着（讲稿是菲利普斯连夜赶写出来的）。
不一会儿，一扇门开了，只见一个人疾步走进半明半暗的影院，随即门又轻轻地关上了。新进来的那个人没坐下，却走到菲利普斯的旁边站着，看着幻灯片上出现的一些镜头，心急地问布雷登：“那个人是谁？这个决定是谁做出的？……”菲利普斯和其他中情局的官员对这个多嘴多舌的人很反感。
当幻灯片放完之后，室内恢复了明亮，那人才慢悠悠地走到一旁。菲利普斯定睛一看，才知道这位一个劲儿问话的人原来是大名鼎鼎的副总统尼克松，此人在麦卡锡主义横行时期出足了风头，是个有名的反共强硬派。
艾森豪威尔首先提问：“卡斯蒂略损失了多少人？”
“只有一个人，是个传令兵。”赫克托回答，艾森豪威尔摇了摇头，脱口说了一句：“不可思议！”
接着，尼克松又提了好几个问题，他的提问简明扼要，但都是关键性的问题，无疑，他对危地马拉的政治局势了如指掌，这给中情局人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刚才对他的反感一下子都消失了。
艾森豪威尔转身又问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李奇微将军：“苏联人怎么样，有反应吗？”
李奇微回答说：“他们好象还没有什么动静。海军方面正监视着一艘停泊在危地马拉附近水域的苏联潜艇，这艘潜艇有可能是来撤离阿本斯的一些支持者，也有可能是为抵抗者运送武器。”
艾森豪威尔在离开影院前与在场的各位握了握手。他握着布雷登的手说：“太好了，你汇报得很出色。”
布雷登满面春风地说了声：“谢谢！”
见此情景，菲利普斯和赫克托对视着，脸上也露出了微笑。
艾森豪威尔最后走到杜勒斯面前，握着他的手说：“艾伦，谢谢！谢谢你的中央情报局的同仁们，你们在我们居住的西半球拔掉了苏联人的一个滩头堡垒。”快要走到门口时，艾森豪威尔又对海军部长重申了一句：“密切监视那艘苏联潜艇，如果它胆敢靠近危地马拉海岸，就把那狗娘养的打沉！”艾森豪威尔边说边走出了大门。
3、当年7月8日，阿玛斯闪电就任危地马拉临时总统，开启了实质上的军事独裁统治。
【关联性】
“胜利”行动属于代理人战争模式的政权颠覆的特种行动，在“历史脉动”以往发布的资料而言，实在是不在少数，比如“轨道”1号、“轨道”2号等，而且尚有很多没有发出，感兴趣的可以回看并继续等待后续逐步的发布。
而针对诸如格林纳达的“紧急暴怒”行动、巴拿马的“正义事业”行动序列、伊拉克的“自由伊拉克”行动序列、阿富汗“持久自由”行动和针对南联盟的“联盟力量”行动、利比亚的“奥德赛黎明”行动，甚至计划中对叙利亚的“安全天堂”行动，都是赤裸裸的暴力推翻政权的恶行。
与此相比，至少“胜利”行动还算温和。
【影响】
“胜利”行动的最直接结果是，一个合法的民选政府被暴力推翻，并且在拉美地区的小国中造成恐慌，以至于很长一段时间，只有可怜的古巴在与美国死扛。
这场由美国推动的政权更迭，摧毁了阿本斯执政期间的绝大部分改革措施，危地马拉民众的生活随之回到原点。在左翼力量协助下，他们组织起游击队，从1960年开始，掀起了长达36年的游击战争。当民主重新降临这个拉美小国时，已有逾10万人失去了生命。
全世界的左翼的社会主义阵营遭到了无情的挤压。
【评论】
“胜利”行动的来源既是利益之争，更是主义之争，其复杂程度甚至具有战略意义。因此美帝国主义是绝对不能漠视的。
美国政府始终是叫嚣政权合法性的问题，而其合法性来源只能是通过民选。阿本斯政权也是通过西方式选举登台的，但他依然不合美国人的胃口，因此被推翻。这证明，美国人实际对选举的结果没有兴趣，那只是它打压异己的手段而已。
【相关资料】
那么，阿本斯是否如美国政府认定的那样，已被“赤化”甚至成为苏联的仆从呢？冷战结束后，美国历史学者皮耶罗·格雷吉塞斯专程采访了阿本斯的遗孀及危地马拉劳动党高层，发表了关于危地马拉政变的报告，结论是：这个国家当初发生的一切，与中情局渲染的“共产主义威胁”并无直接联系。
阿本斯从“联合果品公司”处回收土地的做法得到了左派势力的赞扬，但是，他本人“充其量只是一个有马克思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者”。至于苏联因素，格雷吉塞斯强调，“莫斯科根本没有试图操纵危地马拉共产党。相反，尽管危共想尽一切办法寻求苏联的援助，莫斯科对他们不曾表现出丝毫兴趣。”
在中情局和“联合果品公司”的鼎力支持下，阿玛斯招兵买马，拼凑起了一支反对派武装。也许是感到危险迫近，1954年5月，危地马拉当局从捷克斯洛伐克购买一批二手军火，不料在运输途中被中情局截获。正在积极寻找阿本斯“把柄”的华盛顿见状顺水推舟，于当月同洪都拉斯、尼加拉瓜签署军事协定，拉开了武装干涉危地马拉的大幕。有些出人意料的是，美国及阿玛斯的“解放军”并不急于与阿本斯的政府军交火，而是玩起了“攻心”。
在UFC下属的“克莱门茨咨询公司”建议下，叛军严密封锁了“交战区域”，得不到可靠情况的新闻媒体，只能转而采信中情局提供的所谓“内部消息”。日后的调查显示，媒体当时报道的很多内容纯属捏造，其中一张表现反对派“踊跃参军”的照片，实际上是阿玛斯的手下雇来村民“摆拍”而成;另一张号称“被危当局迫害而死的遇难者”的照片，则被辨认出系来自地震灾区。当时，这些真假莫辨的消息，为武装干涉营造了有利的舆论环境。
除了大量炮制误导性消息，中情局还在危地马拉周边国家建立秘密电台，循环播报“危地马拉空军飞行员弃暗投明”之类的假新闻，试图在危军内部制造混乱。1954年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危地马拉异见分子甚至专门通过这些秘密电台示威：“阿玛斯将军已做好了推翻阿本斯的一切准备，不久便会返回祖国解放人民。”中情局认为，这次播音取得了极好效果，包括阿本斯在内的几乎所有危地马拉人，都在第一时间获悉了叛军的恐吓;全国上下人心浮动，为即将到来的“战争”惶惑不安。
【代号说明】
“胜利”行动，也译作“成功”行动。这样的名字，是一个非常俗套的代号。这也难怪，就连美国前情报官兼情报分析员威廉·亚金，都在自己的一本引人瞩目的书——《代号：解密后9.11时代美军的计划、纲要和行动》中，都对中情局调侃，中情局的代号就像他们处理情报一样僵化而没有创意，令他很失望。
不过，对于极少接触行动计划代号的人来说，“胜利”行动也是挺唬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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